肺癌的分子检测这些年从"可选项"逐渐变成了"必选项"。美国莎拉-坎农研究所肺癌研究项目主任梅丽莎 L. 约翰逊（Melissa L. Johnson）医学博士在接受 OncLive 访谈时指出：是否需要做 NGS（下一代测序）检测，并不取决于 EGFR、RET、KRAS 等基因突变频率是高还是低——"你不知道你会发现什么"，这句话是 2022 年肺癌诊疗最重要的提醒之一。
本文整理自该访谈的核心要点。
一、为什么 2021 年的靶向治疗把分子检测推上了风口
2021 年 FDA 批准了多款靶向新药：KRAS G12C 突变的 Sotorasib（AMG 510）、EGFR 20 号外显子插入突变的 amivantamab-vmjw（Rybrevant）和 Mobocertinib（TAK-788）、RET 融合的 selpercatinib 和普拉替尼（Pralsetinib）。再加上 2020 年获批、2021 年继续在辅助治疗领域崭露头角的奥希替尼（Osimertinib），针对 NSCLC 的靶向治疗版图在短短两年里被迅速改写。
约翰逊博士起初以为这些突变各自对应的患者群体都不大，但把所有突变加在一起看，构成了一个相当可观的肺癌人群。这意味着过去那种"突变罕见、可做可不做"的思路已经过时——医生需要为每一位患者做全面的分子分型，才能在恰当的时机给出恰当的方案。
二、EGFR 20 号外显子插入：两种新药各有适用人群
EGFR 20 号外显子插入突变在临床中相对少见，不少医生可能一年才遇到一例。但 NGS 检测一旦发现这类突变，2021 年新批准的两款药物就摆在桌面上了：
- amivantamab-vmjw：静脉注射，每两周给药一次；
- Mobocertinib：口服，每天给药。
两款药物的安全性不同，使用方式也不同，适合不同患者群体。具体到每一位患者，应当由专业医生结合既往治疗、合并症、生活习惯综合判断，而不是简单地"哪个新就用哪个"。
三、没有驱动基因突变时，怎么选一线方案
莎拉-坎农研究所的大卫-斯皮格尔（David Spigel）医学博士在科学高峰会上系统回顾了无驱动基因突变患者的一线可选方案：
- 化疗联合帕博利珠单抗（pembrolizumab）；
- 化疗联合纳武利尤单抗（nivolumab）和伊匹单抗（Ipilimumab）；
- 帕博利珠单抗、阿特珠单抗（atezolizumab）、Cemiplimab-rwlc（Libtayo）等 PD-1/PD-L1 单药方案。
方案选择依赖三类生物标志物综合判断：PD-L1 表达水平、肿瘤突变负荷（TMB）、更广义的分子分析结果。同时，鳞状与非鳞状组织学对免疫治疗的反应存在差异，这也是 2021 年底开始受到关注的新主题。
约翰逊博士的总结是："没有错误的选择，但我们作为肿瘤学家都有一种感觉——对每个病人来说，可能都有更好的治疗选择。"这正是精准治疗的核心：用检测数据缩小选择空间，再把方案与患者个体特征匹配。
四、早期 NSCLC 的新辅助治疗：CheckMate 816 的启示
免疫治疗与化疗的组合已经从晚期适应症扩展到了早期 NSCLC 的围手术期管理。TriStar 医疗集团的丹尼斯·吉尔摩（Denis Gilmore）医学博士在会议上展示的 CheckMate 816（NCT02998528）试验数据，是这一领域的标志性研究。
CheckMate 816 的核心结论是：在化疗基础上加入免疫疗法，病理完全缓解率（pCR）表现优异，更重要的是手术结果得到改善——患者在手术前接受一定周期的新辅助治疗，能够为外科医生创造更好的操作条件、为患者争取更好的远期预后。
约翰逊博士强调，对于早期肺癌患者，NGS 检测的意义不亚于转移性患者——如果术后才发现 EGFR L858R 或 19 外显子缺失，奥希替尼辅助治疗可以提高无病生存期；同样的道理，新辅助阶段的全面分子分型，能帮医生为每一位可手术的患者挑出最适合的术前方案。
五、对外科系统的提示
把免疫治疗和化疗纳入早期 NSCLC 的新辅助治疗，对内科肿瘤学家早已不是问题，但外科系统还需要一段时间适应。约翰逊博士提到，她所在医院的外科医生已经习惯于术前主动询问"能否让患者先参加一个试验、接受一点治疗"——这种前置讨论需要被推广到更广泛的外科群体，让"先评估、再入手术室"成为新辅助治疗的常规路径。
访谈最后，约翰逊博士把 2022 年的核心命题归纳为一句话：我们知道分子检测很重要，那么，如何更快地获得结果、如何让患者更快地接受最合适的治疗？这是整个肺癌诊疗体系需要回答的问题。
对国内患者和家属来说，这个思路同样适用——确诊肺癌后的第一件事，往往不是急着选药，而是先把分子检测做透。检测结果到位，治疗方案的"对错"才有讨论的基础。
